(作者:罗琨)今天,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来讨论。“黄帝文化和当代中国人”这个话题首先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:在21世纪的今天,建设更高标准现代化的时候,为什么要研究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黄帝呢?为什么要翻出这种非常古老的仪式,来纪念传说时代的黄帝?我想,对这个问题我至少可以给出两个理由。
第一,中国有一句古话,曾子说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”,意思就是说郑重而合乎礼法地安葬自己的父母,按时祭祀,追念远祖,是我们民族的传统。近些年,清明时节拜扫黄帝陵、炎帝陵,举行公祭典礼,已经越来越引起海内外学者和炎黄子孙的关注。在历史上,把炎黄二帝列入国家祀典,也是由来已久的。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就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。
当然了,对于这些祭祀,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担忧,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。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祭祀,有一句话叫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河南安阳发掘出的几十万件甲骨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记载占卜、祭祀和战争的,所以祭祀确实应该被我们所重视。
还有一点,中国历来提出“慎制祀”,祭祀是国家的大法,祭祀对象一般是对国家、人民有大功的人,反对“淫祀”。就是说,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祭祀什么人、什么神,反对过多、过滥的祭祀,这也是一贯的历史原则。我个人认为我们最近祭祀的这些人物,如伏羲、炎帝、黄帝、大禹等等,大多都属于在历史的进程中,具有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。各地的学者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,比如说新郑,针对考证黄帝文化做了大量工作,而且是很有成绩很有贡献的,这是一件好事。关心、重视、探求自己国家、民族的历史文化,总比轻视、漠视、抛弃历史文化遗产好。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也应该在其中起到很好的作用,从专业角度做好自己的工作。这样结合起来,才能够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。通过对包括三皇五帝在内的众多古史传说时代人物的正确诠释,真正地展示中华民族“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,上万年的文明起步”和五千年的文明历史。
第二,慎终追远。每年清明时节,对先人举行一次怀念仪式,对现代人很有意义。现在很多人提倡自我,怀念祖先有利于人们跳出“自我”的狭小界限,放开眼界想一想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往的道路。
《管子》里有一句话:“疑今者察之古,不知来者视之往。”如果我们今天不知该怎么走,有些疑惑了,就要看看历史,看看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历史不仅是一面镜子,还可以给后人以智慧。历史告诉我们,黄帝作为中华民族“人文始祖”的象征,是我们先人在数千年的生活、创造中积累下的丰厚文化遗产。我们不仅要继承这个遗产,还应该了解它是怎么形成的。这样,我们才能够像我们祖先那样,不断地振奋精神,持续提升民族传统文化。同时以广阔的胸怀,吸纳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,使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活力常新。
正是出于这个目的,我们才要认真地来了解一下历史。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可以分四点来讲:
第一点,我们今天纪念的“黄帝”是历史形成的。他的原型是一个古族的著名祖先,华夏集团的代表人物,后来才被尊为中华民族的“人文初祖”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是两个北方民族——蒙古族、满族建立的元、清王朝,这一点说明了其他民族的认可。所以说,有人说黄帝仅是汉族的祖先,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我们古代有两个古族是比较有名气的,那就是有虞氏、夏后氏,他们都是以黄帝作为自己的直系祖先,因而在宗庙大祭和祭天大典中祭祀黄帝,这在文献上有详细的记载。咱们曾经发现了战国晚期齐威王的一个祭器,上面就讲了先人的文治武功,而且追溯到高祖黄帝,这个是战国晚期的金文记载的“黄帝”。
到王莽的时候,他曾经发布了一套度量衡的标准器——“新莽铜丈”。在铭文上的第一句就是“黄帝初祖”,标榜新莽政权的始祖直达黄帝,这是我们知道的尊黄帝为初祖的最早的记录。
随着华夏族的逐步形成,对黄帝的祭祀开始突破了血缘纽带。春秋的时候,秦国的君主开始设坛祭祀白帝,秦国自认是少昊氏之后,后来也增加了对青帝、黄帝、炎帝的祭祀。到战国时,各个古族的融合发展已经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。所以在战国的时候,黄帝作为中央之帝,开始从五帝中脱颖而出。我们在缣帛上发现了说“黄帝征服了四帝,大有天下”,这是《孙子兵法》里讲到的。
到了刘邦建立汉王朝的时候,增加了对黑帝的祭祀,继承和完备了祭祀五帝的传统,而到汉武帝封泰山之前就祭祀了黄帝陵,这是帝王最早拜祭黄帝陵的记录。
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和强盛的国家之一,产生了更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唐代开始在坊州的黄帝陵建庙,四时享祭,这是对黄帝陵祭祀的开始。
到了宋代,皇权进一步加强了。宋太祖的时候就下令对前代帝王功德昭著、泽及生民者的陵庙,要修缮、要祭祀,从此黄帝陵庙建筑就从子午山的西侧,搬到了现在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庙所在地,并逐渐完善了祭祀制度。
元、明、清各代不仅多次修缮黄帝陵,而且把祭祀黄帝列入国家祀典,国家也完善了祭祀制度。
唐、宋以后,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,还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,这就是元代和清代。元世祖忽必烈推进“汉法”,在保障了蒙古统治者利益的同时,还采取了中原传统的制度。经过一系列的统一战争,结束了南北分裂和长期的动乱,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。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更加密切,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空前发展。
清代更是这样,所以进一步地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直辖管理,促进了民族融合,中华民族融合就加剧了,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日益融为一个中华民族。
正是从元代开始,就开始了对三皇五帝的祭祀。在全国各地建了很多三皇庙,举行地方或民间的祭祀。唐代也有三皇庙,但是唐代的三皇五帝庙是建立在京师的,“三皇”主要是伏羲、神农、黄帝,春、秋两季祭祀。到了元代,更普及了对三皇的祭祀,各州、郡、县等都建立了三皇庙,通祀三皇,并将三皇视为先圣先师。
特别是到清代,除了三皇庙以外,还有先农坛祭祀神农。从雍正时候开始,各地还建立了先农坛。从清代以后,三皇庙、先农坛就遍及中华大地。北到内蒙古呼和浩特,东北到黑龙江依兰,东边到上海,南到广东、海南岛,西到乌鲁木齐,全都有三皇庙。这样以祭祀先皇身份出现的黄帝和农业发明者的先农坛,遍布到中华大地以后,更多的人就熟悉了它,认识了它。黄帝这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古帝,而是一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,贴近了广大民众的古帝,所以受到了广泛的祭祀,这样就为这种超血缘的民族认同、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。
这种民族的认同、文化的认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,炎黄子孙在海内外很重要的一个认同的标志。文化的交流和融合,代表着人类的进步,它不是以个别人为转移的。黄帝不是少数人为了功利目的而创造出来的,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,通过文化的交流融合自然形成的,他造就了中华文化绚丽多彩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,中华民族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,我们还应该追溯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形成和发展的。
第二,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祖,这也不是偶然的。黄帝虽然是华夏族的领袖,但是上古史上的夷夏之别,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血缘划分的,而是以文化划分的,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在共同的生产、生活和为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自从周武王率西方的少数民族联军灭了殷,建立了疆域更为广阔的周王朝以后,中原和周边地区文化的交融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
到了春秋时期,一些强大的诸侯国“和诸戎以正诸华”,和谐共处的这样一个政策,就更加推进、加速了古族的融合,因而两周成为华夏族形成、发展的重要阶段。
从实际上看,“华夏”这个族出现以后,它的内涵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血缘的关系,形成了一个超血缘的、拥有共同语言、习俗、礼俗为标志的古代民族共同体。比如说,山东以前有一个小国邾国,它应该属于诸夏,可是因为它不入乡随俗,在山东实行夷族的礼俗,所以在当时它就被称为蛮夷。另外,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在山西发现了一个古代的墓地和铜器,从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到,实际上华夏民族也融合了很多古代民族的血液。
《左传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,就是在晋悼公的时候,为了恢复晋国的霸业召开了一个会议。在会上,把一个戎族部落的领袖叫上来,指责他说因为他没有很好地合作,所以造成了事情的不顺利。然后这个戎族的领袖讲了一大段话,他讲了什么呢?他追溯了历史,说在历史上由于秦国人多势众,贪恋土地,就把戎族人给驱逐了,但是晋国人给了戎族人一块土地,本来这块土地是野兽横行、遍山荆棘的,然后戎族人就驱逐了野兽,披荆斩棘地开拓了这片土地,最后戎族人就和晋国人并肩作战。
戎族部落的领袖还做了一个比喻。他说,比如说打猎,如果晋国人抓住了鹿的头,戎族人就把鹿的双脚按住,这就是并肩作战。他说,你现在出现了不顺利的事情,凭什么来谴责我们呢?他说,我们的语言不同,习俗不同,我们也不贪图你们别的,为什么出了问题就要谴责我们?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不参加这个会也没有关系,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所以,他就退席了,而且退席以前,《左传》记载他是赋《青蝇》而退。听了这一段话以后,晋国的执政者,就是当时的指责者就赶快向戎族的领袖道歉,而且请他赶快回来参加会议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朗诵的这首诗是《诗经·小雅》里的一段话。《青蝇》里面有一句话,叫“恺悌君子,无信谗言”。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很温和的君子,就不要听人的挑拨离间,不要听信谗言。他虽然没有公开地指责晋国的执政者,没有说你偏听偏信,而是朗诵了这一首诗,很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,然后晋国的执政者听了这个以后,就检讨自己是真的错了,就赶快道歉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?就是在西周时期,当时戎族的上层人物都也是很有文化的。
在《左传》里,我们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故事,当时华夏民族当中有很多人还不能很熟练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。比如有一次,宋国派人到鲁国去,鲁国的国君为表示欢迎赋诗一首。然而这个使者,却不懂是什么意思,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,就没有话说。鲁国的国君当时就说,这个人缺乏修养,这个使者的官是做不长的。果然,几年以后,这个人就被迫流亡了。用诗应对,这是当时西周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这就说明当时华夏诸族的融合是有一个基础的。
另一个方面,就是从血统来看,秦汉间的中国人,就是以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中的汉族,有三个主要来源。上世纪30年代有一位学者,就很仔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。他说,华夏族有三个来源,实际上它不光是炎黄华夏,同时包括了东夷、苗蛮集团,他们是一块融合成华夏族的,涿鹿之战、阪泉之战是英雄时代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。阪泉之战是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内部的不同集权的战争,结果构成了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联合体。然后,就为一元核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还有一个就是涿鹿之战,我们怎么看待?现代考古学的发展,已经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材料。比如说,根据考古学的研究,蚩尤、九夷部落实际上是属于东方的东夷集团的,而考古学发现属于东夷集团的当时的大汶口文化,确实是相当发达,水平相当高,而且大汶口文化以相当大的规模向西发展,一直到洛阳地区,再到平顶山,在河南的东部和南部,都发现了有大汶口文化遗址。
所以大汶口人西向发展,一方面与当地人和谐共处,但是还有一方面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斗争,发生了战争,然后就演化、传说成涿鹿之战。实际上,汉族人是非常尊重蚩尤的。传说蚩尤被打败以后,天下又乱了。黄帝于是就画了蚩尤的画像,人们看到蚩尤的画像,就又重新安定下来了。还有人说,黄帝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得到人民拥护的社会,因为他得到了六个辅佐他的人,其中就有一个是蚩尤。
还有,在《山海经》里头也有记述,就是说很广大的地域里面,人们不仅纪念黄帝,也都纪念蚩尤。在周秦的时候,蚩尤已经和黄帝并列成为战神。我们知道,刘邦起事的时候不但祭祀黄帝,也祭祀了蚩尤,可见当时黄帝和蚩尤的名字是并列的。所以涿鹿之战应该怎么看呢?它是一个英雄和英雄之间的战争,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英雄和匪徒的战争。蚩尤的形象被扭曲、妖魔化,那是在比较晚的时候了。特别是在一些民间传说里面,有把蚩尤匪徒化的趋向。这是对历史的篡改,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真相。因为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的形象,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今天真正地认识历史。
随着血液的交融、文化的互相渗透,各个古族早已都变得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了,不仅是华夏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,在《山海经》里黄帝的古族已经是到处都有。虽然黄帝一开始只是一些古族的祖先,但是他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祖,是有深刻的基础,是在不断地发展中逐渐地形成的。还有,我们在古代的传说里头,把很多很多的发明都集中在黄帝的身上,或者是黄帝的时代。但是,如果我们严格地来审查一下,可以发现有些是不太合适的。
比如说,黄帝造舟车。实际上咱们的舟和船的发明,远比黄帝要早。在黄帝以前,河姆渡文化时期遗址就发现了舟。我们把这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理解,而且把很多的发明创造理解成黄帝是文明初祖时代的象征,它就标志着文明因素开始聚合,标志着进入了深刻变革的时代。这种时代是确实存在过的,而且从历史上对黄帝的赞扬里头,我们还可以看到,中华民族对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一些核心的积极因素,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、继承和发扬的。
比如说我们在《史记》里面看到,人们赞扬黄帝适应社会变化,改造旧制度,建立新制度,推行新秩序,根据阴阳四时的规律播种百种草木,对于自然资源给予有节制的开发利用,正确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念,这也是我们民族的发展能够源远流长、历史从不曾中断的一个保证。
为什么说,可以从历史寻找智慧,汲取智慧?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比如说咱们的中原大地,很多考古学家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,就是在五千多年前的时候,中华大地有很多很突出的东西,比如说,红山文化的女神庙,中原没有;比如说良渚文化的金字塔,中原也没有;还有大汶口文化,那么漂亮的淡彩陶,中原也没有。说这么多说明什么呢?就是在五千多年前的时候,中原大地不是最先进的,周围有很多地方生产发展得甚至于要比中原地区高,这是一个事实。
但是还有一个事实,后来夏王朝不是在别的地方,而是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,这一点是一个事实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我们经常会想起,为什么中原在中华大地上当时不是最先进的,但是各种文明因素却能够辅佐中原,就像车轮子的辐条一样。最好的东西都在中原出现了,而且最早在中原地区政治的发展,社会的变革,在中原发生了最大的变化,这是为什么?要回答这个问题,也需要很好地来研究黄帝文化,来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。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思考研究的过程中,看看我们今天中原大地怎么样继续往前走,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总的来说,黄帝的时代是处在文明初始的英雄时代。我们同时也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,文明在矛盾中发展,经过了几千年出现了很多问题,现在是需要建立新的文明的时候。当然这个转型的时期,和黄帝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,是一个更高的转型。但是研究历史,从中汲取智慧,对我们今后的道路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本文出自:第二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